哈萨克斯坦考古研究的历史背景与重要性 -
由于书面史料极为匮乏，中哈萨克斯坦的古代历史长期以来一直缺乏系统认知。即便是在威廉·鲁布鲁克或阿布勒哈兹·巴哈杜尔等作者的著作中，几乎也没有关于这一地区的记载。因此，考古遗址成为复原该地区历史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在没有文字记载的萨雷阿尔卡时期。对这些遗址的研究不仅弥补了历史空白，也揭示了当地文化发展的独特面貌。
近年来，中哈萨克斯坦地区的一系列遗址群得到了系统研究，结合以往多年积累的材料，学者们确认了一个在萨卡时期形成并发展的独特民族文化群体。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体现在塔斯莫林墓地的六组墓葬群中，尤其是在葬俗与随葬品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正是这些特征，使研究者将这一文化界定为“塔斯莫林文化”。与斯基泰-萨卡文化圈内其他草原文化相比，塔斯莫林文化在葬仪传统和考古发现方面呈现出明显差异，需要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分析。
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1千纪）对该地区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这一时期，游牧畜牧业逐渐成形，并在随后数千年中成为经济体系的基础。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出现，社会经济与政治联系不断加强。在青铜冶金持续发展的同时，铁器制造也逐步兴起，社会结构转向军事民主制，标志着原始公社制度解体的最后阶段。游牧群体机动性的提高促进了与周边及远方地区的交流，从而推动了共同文化要素的形成。塔斯莫林部落作为阿尔泰、南西伯利亚和七河地区相关文化圈的一部分，保持着鲜明的自身特征，并可能对西部草原斯基泰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塔斯莫林文化的研究历史始于1927年，当地历史研究者谢苗诺夫首次描述了所谓的“带须”库尔干，并向国家物质文化史学院寻求学术意见。1932年，雷科夫和西尼岑在“三兄弟”地段调查了多座土丘，其中包括一条长约150米、可能具有仪式意义的神秘石质拱形结构。1933年，考古队在丹德拜地段发掘了一座带须库尔干，仅发现了用火痕迹。真正系统性的研究始于1946年，由马尔古兰领导的中哈萨克斯坦考古远征队展开了长期工作。他发掘了一系列带须墓葬，确定其分布范围从成吉斯山延伸至托博尔河上游，并提出这些遗址在该地区具有独特性。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墓葬被视为纯粹的祭祀建筑，其年代和文化归属仍不明确。
塔斯莫林文化属于“斯基泰-西伯利亚世界”的考古文化体系。早期阶段（公元前8-6世纪），其分布范围从南乌拉尔延伸至额尔齐斯河，从西西伯利亚森林草原带到巴尔喀什湖及天山山前地带。晚期阶段（公元前5-3世纪），文化边界发生变化，西部范围有所缩小，而在鄂毕-额尔齐斯森林草原地区则有所扩展。关于塔斯莫林文化的起源仍需专门研究，但目前已经可以通过葬俗传统、墓葬构筑技术以及人类学资料，清晰地追溯其与晚期青铜时代别加兹-丹德拜文化之间的联系。
带须库尔干是该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迹类型。在大型土丘下方通常设有一座墓穴（约2.5×1.5×2米），顶部覆盖石板，死者仰身平躺，头部朝向北方或西北方向。在早期墓葬中，死者脚部常发现马或公羊的头骨。附近通常还有一座小型土丘，内含马的遗骸、陶器或用火痕迹。从主墓向东延伸出被称为“须”的石质结构，长度可达20-200米。
此外，还存在高度不超过1米、配有石圈和壕沟的低矮土丘，以及由泥块建成、高达5米、内部设有石棺和墓道的大型建筑结构。
塔斯莫林社会结构在随葬器物中得以体现：
武士 - 武器、马具、成套腰带
祭司 - 石质祭坛、铜镜、纹身工具
普通成员 - 箭镞、刀具、磨石
工艺与艺术遗存包括努尔曼别特类型的青铜短剑（波浪形剑柄、蘑菇状剑首）、动物风格艺术品（金制虎形雕像、青铜山羊像、野猪和驼鹿的刻纹），以及卷曲动物形态的角质扣件。经济基础以游牧畜牧业为主，饲养对象包括绵羊、马和骆驼，并辅以高度发展的冶金技术，形成了矿工和铸造工匠的定居点。
塔斯莫林文化是在别加兹-丹德拜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受到外乌拉尔和南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其发展晚期阶段（根据拜谢诺夫的研究，称为科尔甘塔斯阶段，公元前3-1世纪）以带有祭祀隔室的墓葬为特征，并显示出与新疆、蒙古和阿尔泰地区的联系。该文化的衰落通常与萨尔马特人、月氏、乌孙以及匈奴的迁徙活动相关。
塔斯莫林文化是欧亚草原历史中的重要环节，反映了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及其在斯基泰-西伯利亚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未来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揭示其独特性及其在哈萨克斯坦古代历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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